辛老师用文献学的方法辨析史源，说明《论轮台诏》以《通鉴》的叙述来立论靠不住。论证过程大体是认同的，对《通鉴》裁剪史料以就己意的批判也深有同感。增订版新添一篇论证卫太子确行巫蛊的文章，但实际卫太子是否与武帝路线不一致、是否真行巫蛊与武帝是否悔过罪己、改弦易辙之间没有必然因果联系——田氏“精致的艺术性”之弊端由此可见。对于武帝末年是否转向儒家理想式的“守文”，田、辛给出了相反的论断但均未从正面立论，这个问题的正面回答是清华大学学报2016 年第 2 期，杨勇《再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一种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联合考察》。但辛氏完全否定武帝末年的悔意，目之为“独夫民贼、恶贯满盈”，很难说此为持平之论——辛老师说自己推崇温公的政治态度，大概是真心话。
论据足够充实，毕竟都是靠考古材料实打实的推断，但这个论述方式略显颠倒混乱。
辛老师用文献学的方法辨析史源，说明《论轮台诏》以《通鉴》的叙述来立论靠不住。论证过程大体是认同的，对《通鉴》裁剪史料以就己意的批判也深有同感。增订版新添一篇论证卫太子确行巫蛊的文章，但实际卫太子是否与武帝路线不一致、是否真行巫蛊与武帝是否悔过罪己、改弦易辙之间没有必然因果联系——田氏“精致的艺术性”之弊端由此可见。对于武帝末年是否转向儒家理想式的“守文”，田、辛给出了相反的论断但均未从正面立论，这个问题的正面回答是清华大学学报2016 年第 2 期，杨勇《再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一种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联合考察》。但辛氏完全否定武帝末年的悔意，目之为“独夫民贼、恶贯满盈”，很难说此为持平之论——辛老师说自己推崇温公的政治态度，大概是真心话。
论据足够充实，毕竟都是靠考古材料实打实的推断，但这个论述方式略显颠倒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