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多年,大半都在与晚清士大夫缠磨于古今中西之变的感慨苍凉之中。因此积久而发为论说,其间的一得之见便多以这段历史里的士人与世相为题目。 在二千多年的自成路轨之后,晚清中国因中西交冲而脱出了旧轨。时人称之为“万国梯航成创局”,称之为“天地自然之运会至于今而一变其局”,称之为“智勇俱困之秋”,说的都是不能用历史经验来对付的陌生和蹇迫。而七十年中立起于陌生和蹇迫之间,自觉代表中国社会回应西潮逼来的,则始终是传统文化养育出来的士大夫。在当日统称“四民”的人口中,他们是忧时的人,也是先觉的人,随后,在回应西潮逼来的漫长过程里,他们又成了*深地卷入了历史变迁的中国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