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派式的细节史,可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来说这稀松平常,但对于中国这种档案不注重日常操作的特点的来说本书尤为精彩——非常庆幸的是民国时期档案不再是这样的了,也让我能一窥民国时期的日常社会经济实践——本书把清代广州的贸易从制度到实践一一重现(我一直以为经济史就是重现,各种经济学解释则是重构),这应该是第一次。从广州体制的呈现上看,我大致明白了这一体系为何会崩溃以及它的档案为啥不注重日常交往。因为本质上广州体制和清代其他的重要制度如专商引岸一样,它不是为了促进交易而诞生的而是明确为了收税。为了收税,一切以税收为直接目的的机构都没法维持。走私和寻租最终会摧毁它。本书还展示了一些贸易细节,如保险业务的出现,高利率不等于资本市场不发达等等,都说明档案里还有更多细节可以发掘。序言里对档案的梳理非常有价值。
较为简略地梳理了明治维新前后的政治思想演进路径,读完也似有“未完”之感。最受启发的是回到历史语境去理解强兵、富国、立宪制、议会制四个话语之间内在的矛盾与轻重,这是惯于一锅炖的中国人常习焉不察的(想起24字核心价值观,一笑),以及同一个话语在不同时代语境中所呈现的不同意义与分量。这既是治学方法,也是一种政治思想资源:本来右翼的“二次维新”也都是借由对之前话语的重新解读而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