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上篇：图说规划　　公元14世纪到15世纪,世界上的建筑师们仿佛冥冥之中听到了什么召唤，或是得到了某种启迪，在欧洲走出了中世纪，吹起了文艺复兴的号角，而在中国的大明王朝，经历了动荡的晚元时代后,缔造了保留至今的北京紫禁城。　　想起两段咏叹，一洋一中，分别说到了当时建筑创作的主人。　　洋作者是阿尔伯蒂（1404-1472）。这位被后人认为最接近“文艺复兴完人”的意大利建筑师、建筑理论家，还有作家、画家、雕刻家、数学家，看着自己写的《建筑十书》和自己设计的并即将建造的圣安德里亚教堂（Saint’Andrea in Mantua），他是那么自豪。于是他写道：　　啊！多么甜美，那些我们经过努力获得的荣誉。多么值得，那些我们付出的努力。借此，我们得以向那些还没有来到世界的生命展示，告诉他们我们的生活拥有了我们同代的人们所没有的价值，告诉他们我们不仅留下了墓碑，还留下了我们的思想和姓名，镌刻于兹，端放于兹！正如诗人尤尼乌斯所言：不要为我哭泣，不要举行葬礼，因为我活着，在学人的文字里.　　来自中国大明的杨荣、金幼孜、李时勉在紫禁城告成后的永乐十九年（1421）奉应帝命，各自撰写了一篇歌咏皇都厥功的赋文。其中杨荣的《皇都大一统赋》中曰：　　……迨于圣王，嗣大一统。刚健日新，聪明天纵。囿四海以为家，登群贤而致用。思继志之所先，惟都邑之为重。于是天意鉴观，人心和同。神灵效顺，龟筮协从。既应天以应时，爰辨方而正位。视往圣而独超，继高皇之先志。乃相乃度，载经载营……又从而为之歌曰：翼翼皇都，万方之会兮。圣德之宏，实同覆载兮。声教所暨，一统无外兮。又歌曰：皇都翼翼，民之所止兮。惟皇都万寿，福禄无已兮。圣子神孙，实祚万世兮。　　欧洲距离我们很远，文艺复兴距离今天很久，但是阿尔伯蒂的骄傲仍然能够清晰地回荡在每个读者的胸口，我们每一位普通读者，在当初了解建筑学问的时候，又何曾不是仰望着古代建筑的丰碑，憧憬着走进这一科学和艺术的伟大结合呢？　　这一切不过是西方建筑学把她的光芒投射到中国，把建筑伟大的野心，把个体成就的光辉投射到中国。近百年以来，这股强大而乐观的光芒已经映彻了中国的建筑系和建筑学院，照耀着数以万计的毕业生。　　至于那一段朗诵上口，但文意尚须翻译讲解的《皇都大一统赋》，当代的读者至少能感受到，文中歌颂之辞显得老套，典故堆砌；而赋颂的主人公，绝对不是那些阿尔伯蒂一样为营造而思想、而劳作的个体，在帝王的光辉之下，这些我们今天更希望认识的人显得那么渺小，深埋着头。对比这两段文字，文艺复兴仿佛距离很近，而大明帝国似乎很远，经过近代以来的文化洗礼，我们真的不甚了解我们的祖先。难道真正用笔墨来擘画紫禁城宫殿的那个人或者那群人，就真的配不上占据赋中的一句或者半句吗？　　或许确实因为他们的角色并非举足轻重。归纳起来，中国古代建筑所依赖的人大致有四类：其一，决策的人，诸如皇帝、园林主人；其二，解释规则的人，诸如明确礼制的大臣们、管理工程的大臣们；其三，下笔有神的人，最好的例子是“样式雷”，一个供役清代宫廷，从事设计、测绘、画样、烫样的重要的著名家族 ，——需要搞清楚，不是由于他们的名声让皇帝想到并邀请他们，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能够长期地服务宫廷而赢得了顶戴花翎，甚至赢得了留名青史的地位；其四，建造房子的人，比如说清代的“五行八作” 的工匠。　　再宏观一些，那时侯东、西世界建筑行当的从业人员和他们的组织结构是不同的，在中国不同等级的人具有不同的话语权，没有按照专业分工形成一个建造业的权威人群——建筑师，于是从设计到建造的工作流程也有别于西方，再加上材料工艺的差别、审美的差别，便真正地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巨大的建成结果的差别，形成了建筑文化遗产的多样性。　　对此,我不禁还联想起了女儿搭起的积木房子和邻家幼子的杰作是如此的不一样，尽管有时他们使用了同一牌子和型号的积木。或许在他们互相偷看之前，大人们可以定义曰“儿童建筑意识的多样性”。环顾一下今天的建筑世界，生活在信息网络中的中国的建筑师们有足够多的渠道、有足够快的方式“偷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角落的建筑师正在如何“搭积木”，但是在我的心里，更急切地感受着一种焦虑——我们的建筑师仿佛太沉醉于“偷看”，仿佛，或者说确实，已经忘却了自己原来搭积木的方式。　　沉溺于体味古代遗产之中还是可以很好地消除自己的焦虑的，可以让自己在比较心平气和的状态中等待社会变迁，等待社会在吃腻了并不正宗的牛排后想起原来我们会做红烧牛肉、罐焖牛肉，我们还会包牛肉馅的饺子，想起做一桌中式的宴席不但更适合我们的身体和口味，也能更体面地款待来自他乡的宾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