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书中表露的原罪感很强。我的一些朋友读后都很赞同台湾联合文学对于柴的评价：“更多地体现人道主义者的悲悯、禁欲主义者的清洁和宗教徒般的救赎。”但对中国人来说原罪是外来之物，太过强烈未免矫情。对于中国人来说，原罪首先就应当承认自己没有原罪情结，不知救赎为何物。自卑者往往妄自尊大，能够保持正常心理状态的可说实在难得。说一句题外话，尽管大陆的知识分子现在多已不屑李敖，譬如莫之许先生就曾对我提过李敖的投机，但当年杨照对李敖的评判放在前者（原罪感爆表的知识分子）身上恐怕未必不宜。杨照在《读<李敖快意恩仇录——绝对的意见、绝对的坚持>》一文中说：“李敖在一次次的反弹、报复与镇压中，近乎奇迹地没有被完全打倒。他因此而更相信自己是绝对不曾错的，也因此看到了更多的犬儒、退缩与虚伪的神色，更加感觉到这世上只有自己才真正历经了勇气与义气的考验。他也就养成以更大的自信、更绝对的标准来武装自己的习惯。”这种知识分子近乎我执的执信，也就直接导致了意见的僵固与无法变更。事实上，胡适之先生晚年一直坚持的“容忍远比自由更重要”的主张，从李敖到当代大陆的知识分子身上，皆难看到。芥川龙之介说：“发现民众的愚蠢，并不值得夸耀。但是，发现我们自己也是民众，倒的确值得夸耀。”——你所反对的却成了另一个你，日后的你，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悲哀。